当历史的指针拨回80多年前，贵阳这座被喀斯特地貌环抱的西南山城，在硝烟中悄然成为一条隐秘的“红色动脉”。在这里，周恩来、叶剑英运筹帷幄，胡志明视为“第二个家”，一群无名英雄用生命搭建起一条跨越战火的“生命补给线”。这里，就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贵阳成为西南交通枢纽与国际援华物资入内地的必经之地。以重庆为中心点、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滇黔、黔桂和湘黔四条公路共同组成了国统区的动脉，因而贵阳也成为连接西南、华南、华东和延安的“红色枢纽”。
展开剩余76%鉴于其重要位置，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以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同年底，贵州桐梓人、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临危受命，在多方协助下筹设交通站。1939年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在达德学校正式挂牌成立，袁超俊被任命为站长。
起初，交通站借达德学校教室办公，后为不影响教学，在共产党员协助下，选定有水井的民房作为新址。
当时贵阳虽远离战场，却遭日寇多次轰炸。1939年2月4日上午，18架日机从广西方向飞来，在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上空投下了120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等区域烧毁殆尽，死伤1200多人，成为贵阳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劫难。
此时，袁超俊等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在贵阳城外寻觅一处安全之地，用以妥善存放各类抗战物资。根据袁超俊在《勤俭节约建设交通站》一文中的回忆，他通过父亲得知，永年药号的职员宋鹤轩在威清门外新建成了一幢三开间的木结构房屋。这房屋中，宋鹤轩家自用两间，其余部分可租给交通站使用。经实地查看，该处不仅紧邻公路，而且空间开阔，房屋与公路之间有一大片空地，稍加平整便可作为车场使用。于是，交通站当即决定租下这所房屋，并将其改建为城外接待站。
如今，如今“宋家小院”已无踪迹，唯有交通站旧址静静伫立，默默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交通站共有会计、出纳、收发、警卫员、司机等20余人，采用“公开 + 秘密”策略，出色完成中转物资、接待转送人员、宣传主张、指导秘密工作等任务。
在转运物资上，它是“生命补给线”。1939年夏季，向重庆、延安转运150车援助物资；同年冬天，接收“英国援华团”10吨物资并运往延安，还转运多地撤退物资及档案资料。
在人员接待上，它接送“流动的革命队伍”。接待转送叶剑英、徐特立等众多革命同志，叶挺等革命将领也曾在此短暂停留。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常往返于此，视其为“第二个家”。
在秘密工作上，它守护“隐秘的革命火种”。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袁超俊直接领导，交通站掩护地下工作，传递革命刊物，营救被捕人员。同时，它还庇护革命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袁超俊在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把转移到贵阳的家属于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3日晚，交通站被查封，7名工作人员被捕，后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获释。至此，这座“红色枢纽”完成使命，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82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贵阳市对旧址进行修缮，增设陈列展览。2024年10月1日，修缮后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重新开放，成为贵阳红色文化新地标。
策划：邓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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